沈起予（1903-1970），四川巴县人，中国作家、文学翻译家，曾用笔名起予、绮雨、沈绮雨。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。

在文艺理论方面，沈起予注重吸收西方文艺思想，亦不忘紧密结合中国新文艺状况，发表《现代文艺的诸流派》、《艺术与存在的关系》、《演剧的技术论》、《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》等论文，阐发了颇有见地的论见。他还翻译了一些文艺理论作品和文学作品，无疑使他在全面掌握西方文学史的基础上，夯实理论根基、开拓创作视野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重译的《欧洲文学发达史》，是系统介绍欧洲文艺思潮的译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，也是中国第一部站在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来分析10-20世纪欧洲文学发展的著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及其前身新文艺出版社都曾重新出版该书。

幼年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，其名“起予”出自《论语·八佾》中的“起予者商也”一句。早年就读于重庆巴县中学。

1920年赴日本东京求学。初在高等预备学校及高等学校学习，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，直至1927年。此期间，日本及西欧文学艺术各流派的思潮、倾向和成就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
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创造社，、抗敌协会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

1928年，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期间，发表以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人民中间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《飞露》。

1929年再次赴日，仅一年，便在日本反动派的迫害下提前回国。

1930年参加左联。历任《光明》半月刊主编，《新蜀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副刊编辑，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。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火线内》，中篇小说《飞露》、《残碑》，报告文学《人性的恢复》，理论专著《怎样阅读文学作品》；译著有《欧洲文学发达史》、《艺术哲学》、《文学修养的基础》、《酒场》、《群狼》、《两个野蛮人的恋爱》等。

1931年，他的译作《欧洲文学发展史》由开明书店出版，不久，又译左拉的《酒场》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在广西桂林良车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一年，回到上海。

1933年8月底，沈起予应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杨东莼校长的邀请，带着妻子李兰到桂林任教。

骤然离开上海，抛下幼女，分别亲朋好友，这一去自然是不舍的。沈起予在散文《赴桂途上》的开篇写道：“黄埔滩一带虽然随着夜阑而渐哑去，但我似乎听着岁半的女儿还坐在屋内的一堆乱书上咿呀歌唱。可怜的家伙！不知爸和妈已经偷走了。”但这篇散文更多的是流露着沈起予对于遥远的桂林的好奇与兴奋。

时年30岁的沈起予在文学创作上已然成果累累，且有执教于大学的经验。他不仅发表过新诗、散文，还倾力于小说创作，秉持着立足现实、反思人生的文学观，发表了《虚脚楼》《蓬莱夜话》《火线内》《火线外》等作品。

1935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表现青年追求革命的中篇小说《残碑》和短篇小说集《火线内》。

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，主编《光明》半月刊至1937年。其间，发表文艺讲话小册子《怎样阅读文艺作品》（三联书店），比较通俗地介绍了文艺理论知识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由上海至重庆。

1938年，曾先后主编在重庆刊行的《新蜀报》副刊和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。是年，在《新蜀报》连载了《抗战回忆录》。

1939年至1940年夏，在重庆日俘收容所做组织日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，写反映日俘思想转变过程的报告文学《人性的恢复》，又译了日本左翼作家鹿地的同一题材的小说《我们七个人》，于1941年出版。

抗战结束后，主持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工作。

1948年，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欧洲文艺理论名著《艺术哲学》。同年下半年，离重庆，经由香港到北京。

1949年，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回上海后，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。加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总会。

1950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以后，又被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。

1951年起，因患重病而停止工作。

1971年去世。